请点击收听, 播音:国栋, 撰稿:险峰
最近, 人们对一个美国华人的名字越来越熟悉, 这个名字就是杨安泽,英文名为Andrew Yang, 他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20名民主党竞选人之一, 他是通过2019年的民主党内部初选而进入这个二十人名单的。 做为一个美国华裔, 能杀入美国总统大选的圈子, 对于向来不大关心政治的美国华人群体来说, 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以下是根据网络消息整理的关于杨安泽先生(Andrew Yang)的简历:
杨安泽,即Andrew Yang, 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他的家庭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移民家庭。他的父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就读时相遇的,他的父亲获得了物理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并分别在IBM和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工作并且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了69个专利;而她的母亲则也获得了统计学上的硕士学位。
杨安泽曾就读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寄宿制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并于1992年从该校毕业。他随后进入布朗大学就读经济学,并获得文学士学位。从布朗大学毕业之后,杨安泽又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就读,并在这里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在整个学习期间, 杨安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数学能力, 不仅他自己以此自豪, 甚至到了今天, 他的粉丝中仍有人直接称呼他为“数学”。
1999年,杨安泽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之后在纽约市的达维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他的律师职业生涯。之后, 他经历了一系列创业活动, 包括创建和经营慈善筹款网站、管理医疗保健软件公司、管理"曼哈顿备考"公司以及担任“为美国创业”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一职,等等。
2017年3月,杨安泽从“为美国创业”公司辞职。
2017年11月6日,杨安泽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从此投身美国政治。
以上就是杨安泽的简历。
从这份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得出, 杨安泽(Andrew Yang)先生是一位出自高知家庭的优秀人才, 有努力,有进取,有创新,有奋斗, 令人佩服!
而作为一个美国华裔, 出自于一个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扫门前雪的群体,出自于一个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把美国看成“国”而不是“家”的群体, 考虑到这些因素,杨安泽积极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表现就更加令人佩服了!
现在, 我们知道杨先生在做什么了, 而我们也更需要知道他在做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您拜读一下杨先生的竞选理念, 您会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杨先生的竞选主张有不少, 比如“设立白宫心理学家职位”、“使报税日成为国定假日并遏制腐败”等等,但主要吸引人的是以下两个,一个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 一个则是“人道至上”(Humanity first)。
关于“人道至上”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自由红利”是什么呢?
根据杨先生个人网站上的解释, 所谓“自由红利”,就是“每个18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将每月从政府获得1000美元的津贴,而不管其收入或就业状况如何,这是自由而明确的”。换句话说, 就是每一个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将自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的政府津贴, 这是一项无条件的权利而不是有预设要求的福利,一旦发放就不得中途
因任何原因而取消。这笔钱, 对中产和富人来说是一个津贴, 而对于失业的人来说则是一笔满足基本需求的保命钱。

这样看来, 杨安泽先生的“自由红利”理论其实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理论的翻版,据说, 这一翻版理论还受到了知名企业家马斯克的支持。
历史上, “全民基本收入”理论(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由英国政治家、作家托马斯·摩尔于16世纪早期,在其空想作品《乌托邦》中提出的, 他就认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得到一个有保障的收入。后来这种基本收入理论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社会福利理论,但是现代福利是有预设条件的,比如,你老了,你大病了或者伤残了,或者你失业了,或者你服了兵役了,或者你生了孩子了,才能享受到一定的福利。
在现代美国的政治人物中,第37任总统理查得。尼克松曾于1971年提出过一个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理论的议案,也就是所谓的“负收入税”法案(Negative income tax)。按照这个提案, 如果你的收入低到某个水平, 则不交所得税,而低于这个水平,则政府就要补贴你,比如,综合考虑物价等因素,设定个人收入下线为3万美元,那么,
A、如果你的收入为 $0,则政府补贴你 $15,000.
B、如果你的收入为 $25,000, 则政府按10%的比率补贴你 $2,500.
C、如果你的收入为 $30,000, 既不交税也无补贴.
D、如果你的收入超过$30,000,则从超过部分开始征税
当年,美国国会没有通过尼克松的这项提案,但却通过了另一项提案, 即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给予津贴,也就是一种有条件的福利。
上世纪70年代后期, 基本收入理论在美国逐渐被人们淡忘, 但在西欧又热闹了一段时间。当时的西德和法国的一些地区还做过有限的尝试,不过后来也陆续停下来了。主要原因是,尽管“全民基本收入”确能减轻低收入和失业者的压力, 但负作用也很明显,一是让人变懒,二是有了基本保障后,人去找工作和加班的动力就降低了,造成劳动力
资源和工作时间减少,进而使用以发放基本收入的税收减少。因此, 基本收入理论的话题在欧美都逐渐冷却下去。
但是从2010年起, 基本收入理论又逐渐热门起来, 原因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原来由人工干的活被机器人包下了, 导致失业工人增加,从而导致对基本收入的需求又逐渐高起来。当时白宫有一个估算,一个时薪少于20美元的美国工人,他的工作有83%的几率会被机器人代替掉。
2016年,在瑞士召开了首届,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届“基本收入国际研讨会”,经过讨论和权衡利弊,最后,大会还是以76.9% 对 23.1%的投票比否决了基本收入理论。
那么,现在杨安泽先生又提出这个理论来,是否经过全面考虑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杨先生的第二个主张,也就是"人道至上"。这个口号听起来是很好,它显然是针对川普的口号“美国至上”而提出的。 但仔细想想却有问题:人道,对谁人道呢?
以美国的现实看,显然, 那些偷越甚至强闯边境的人最想要“人道”;那些非法滞留被递解出境的人最想要“人道”;那些隐瞒海外财产在美国骗取福利的人最想要“人道”, 等等。
如果要"人道至上"的话, 那就得首先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就得让他们进入美国,就得停止驱逐, 对骗取福利的人也不要再去追查了。
如此这般, 我们不得不问一下杨安泽先生:您的"自由红利"和"人道至上"究竟可行吗?
尽管佩服杨先生的积极参政, 但也请杨先生全面考虑一下上述问题。